中新社70年 | 通讯社还能拍电影？******
编者按：
走过70年光辉历程的中国新闻社，在海外新闻文化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辉煌业绩，其中有一章是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的电影电视制作。
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新闻社通过南海影业有限公司在海外发行大量自己生产的影视作品，深受欢迎。有许多影片在香港票房长期占据第一位。
本文作者方树勋是中国新闻社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生前为我们留下这篇介绍中新社电影电视业务发展状况的文章，虽简略，但珍贵。
1956年，香港华文电影公司的主持人、导演赵一山，希望到内地拍风光纪录片，在当时中侨委的支持下，他们到广东潮汕及海南岛等地，拍名为《月是故乡明》的风光纪录片。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潮汕和海南岛的风光名胜、人民生活的新貌。片中穿插潮剧《陈三五娘》的片段和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的歌舞。接着还拍了舞台纪录片《火烧临江楼》。
嗣后，赵一山希望中侨委能继续支持他们的电影事业，提出由于他们人力有限，希中侨委能组织力量拍片，影片由华文电影公司发行，以这样的方式支持他们。经中侨委领导研究后，此事最后主要由中新社负责筹划。
“十八条好汉”白手起家
中新社不是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对中新社来说是新生事物。在电影工作人和器材等方面，是一穷二白。首先是解决干部和器材问题。
1958年，社领导从图片部调出吴岳搞摄影。因为吴岳在泰国时就从事摄影工作，擅长拍摄人像并获得好评。在这基础上，电影摄影较易掌握。另外从社办公室调出谷雷鸣。谷在话剧表演上有一定的基础和才能。还从专稿部文艺组把我调出，主要负责编写剧本。或许是由于我在香港曾参加过电影工作，还同《大公报》《文汇报》一些对电影有兴趣的朋友一起从事过影评工作，和电影界人士有交往，对片场的情况也有些了解的缘故吧！
这几个人调集后，在吴江和谢石基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开始做准备工作。吴岳到潮汕拍《诗歌的海洋》，谷雷鸣跟赵一山一起，向他学习导演工作。我到福建采访，准备写反映侨乡新晋江(后改为福建风光)的剧本。
此后陆续调来一些同志，组成电影队。到1962年止，电影队一共18人。因为拍出了不少影片，当时这支队伍被戏称为“十八条好汉”，可能是有点褒义吧！
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
电影队人数少，都未正式从事过电影拍摄工作，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能完成几十部电影的拍摄，的确是奋力拼搏的艰苦历程。
大家对电影这门新鲜的工作有兴趣，有敢于大胆探索追求的勇气。全心全意想把这工作搞好。长年在外，不怕艰苦，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在所有的影片上基本没有署上真名。
大家在工作上没有经验，都是一张白纸，但白纸上可以画出各具特色的画面。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虚心刻苦地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实践上逐步总结出经验，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
风光纪录片+戏曲艺术片
从1958年到1964年，中新社电影队(后改为电影组)共拍摄了二十多部风光纪录片，八部舞台戏曲艺术片。
这个时期拍摄的风光纪录片主要包括：《诗歌的海洋》《故乡行》(福建风光)《美丽的三江》《北京漫游》《万里长城万里长》《芦沟桥畔》《泰山南北》《齐鲁英豪》《西双版纳》《末代皇帝溥仪》《苏州姐妹》《广西风光》《四邑风光》等。
1959年到1963年拍的戏曲艺术片有八部：《西厢记》《丝线姻缘》《胭脂记》《并蒂莲》《云中落绣鞋》《孟丽君》《珍珠塔》《姐妹易嫁》。
上述风光纪录片和戏曲艺术片，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介绍祖国各地风貌和地方传统戏剧艺术，使关心新中国的观众，增强了向往祖国的信心。
发展壮大写下新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经历“文革”尘封多年的中新社早期电影重见天日。
1978年，在京一些部门，纷纷向中新社借出戏曲片《云中落绣鞋》《珍珠塔》《姐妹易嫁》和一些风光片到单位放映。后来所有的影片都交电影发行公司保存。《云中落绣鞋》《珍珠塔》《姐妹易嫁》等影片，也经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放映。
1978年，中新社建制恢复以后，又成立了电影部，还组建了以吴江为董事长的“南海影业公司”。在电影部和“南海影业公司”的努力下，中断了十多年的中新社电影重新起步。不但拍风光片，还拍摄了由凌子导演的《原野》；凌子风导演的《春桃》；韩兰芳导演的《精变》等受观众欢迎的故事片。
▲1981年，中新社电影部(南海影业公司)导演凌子根据曹禺先生名著《原野》改编的电影投入拍摄。图为曹禺先生与影片男主角杨在葆、女主角刘晓庆。中新社发 金兆龙 摄此外，还开创了和外国及台湾影业人士、港商合作拍片的业务。合作的影片有《龙的精神》《北京故事》《八千里路云和月》《南拳王》等十多部。在欧、美等二十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放映，很受欢迎，颇有影响。
▲图为1987年，凌峰(左一)与中新社伙伴王楠(右二)一起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1985年，中新社电影部扩大为电影声像部，业务大为发展，拍出几十部影视片。
中新社采取与外国及港、台人士合作拍片的方式，同时拍出了多部影视片，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现实，增强对中国的认同和向往。
社会的发展，世界面貌日新月异，相信中新社的影视会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作者：方树勋(曾任中新社新闻部副主任、报刊室主任)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网投彩票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