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刑事治安案件大幅减少 破案率再创新高******

　　中新网天津1月10日电(周亚强) 9日下午，天津市公安局召开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2022年，天津公安机关重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大幅下降，破案率再创历史新高，现行命案连续8年全破，连续5年实现发案不过百。

　　“针对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违法犯罪，我们重拳出击、露头就打，电信网络诈骗取得阶段性成果，立案、损失数量同比分别下降27.8%、14.8%。”据天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任锋介绍，2022年，天津强力推进“断卡”行动，打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260余个、抓获嫌疑人8000多名，惩戒涉诈“两卡”人员9400多名。开展精准劝阻，成功劝阻潜在受骗群众1113.4万人次，全年止付被骗资金11.6亿元。同时，打击破获传统“盗抢骗”侵财案件6100多起，其中养老诈骗案件22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80余名，追缴赃款20.21亿元；强力打击欺诈骗保犯罪，破获案件54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70名，追缴赃款2380余万元，有效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

　　一年来，天津开展“猎狐”等专项行动，严打非法集资、涉税、侵犯知识产权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违法犯罪，挽回经济损失45.9亿元，有力维护了良好经济秩序；加大对重点行业场所的检查力度，累计检查行业场所2.2万家次，整改治安隐患1600余处，全面规范了行业场所经营秩序；持续推进重点车辆和驾驶人隐患“清零”，道路交通死亡事故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保持了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开展平安校园、平安医院等创建活动，累计建成智慧平安社区7164个，5000余个小区实现“零发案”，平安已成为天津靓丽“品牌”。

　　此外，天津公安出台服务企业服务发展“十条措施”，完善“服务企业直通车”和“无事不扰”机制，涉企检查减少52.7%，完善市场主体首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在全国首创“不停业施工”审批，为企业争取更多营业时间，开展“企业服务日”活动230余次，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530余件。优化公安政务服务，加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广便民服务智能融合一体机，501项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理，通过互联网“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办理服务事项973万件，公安政务服务更加便利、更加高效。(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